平均分，第二年他们继续读书的比例也和整个学校的平均比例一致，而在一般情况下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辍学率要高得多。三年后他们的毕业率高于大班中的学生。在被学校评为2012年的"毕业率冠军"后，Laude致力于在整个机构推广这些措施。并不意外地，贫困家庭和少数族裔的学生展现了最大的提升。他的同事、数学家Uri Treisman追踪到了困难学生并在周六专门和他们会面。Treisman同样来自工薪家庭，他的人生道路从布鲁克林经由以色列基布兹农场来到洛杉矶城市大学成为了一名环卫工，在那里一位数学教授发现他在教室外面听课后鼓励他加入了课程，他最终拿到了伯克利大学的博士学位，却从未觉得自己真正属于那里。因此，他对自己课上遇到困难的拉丁裔女生Ivonne给予了坚定的帮助，让她从成绩差到不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到在考试中拿到A，还写邮件祝贺她说"我早就知道你能做到。"在Laude指引下，德克萨斯大学黑人学生的毕业率从37%上升到了58%，与之相对，艾克朗大学的非裔学生毕业率仅为13%。

齐默曼总结上述事例指出，只要有恰当的关心和指导，几乎所有人都能在大学中取得成功。问题在于，很多教授为了逃避自己对学生的学术表现负有的责任，往往把学生的失败归咎于"我教了，他们不学"这种陈词滥调。Kirp书中引用的一项研究指出只有20%的两年制和四年制大学的教授提到学生失败的机制性因素，而大多数人只是指责学生缺乏技巧或不够努力。另外，1977年在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教授中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他们中94%的人都认为自己比同事教得好，即存在加里森·凯勒笔下的沃伯根湖效应--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好于平均水平。Kirp指出，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主动学习(active learning)"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效果更好，即学生在解决问题和互动的过程中可以比单纯听讲学到更多，但很多教授却我行我素地藐视这一科学发现，尽管他们嘲笑那些反疫苗人士和气候变化否认者无视科学专业知识。

一名大学校长告诉Kirp，除非教职员形成"自愿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数码轻推或是朋辈导师的作用都是有限的，弱势学生将继续凋零。但联合谈何容易，一些教授只是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教学实践，另一些人担心把过多精力放在教学上会影响科研以及与之相伴的升迁机会，还有人因为课堂人数过多不可能采用面对面的教学方式，遑论半数大学教师都是兼职教授，在几个校园间疲于奔命没有时间和空间和学生见面。

罪魁祸首:不公的就业市场

尽管美国高等教育充斥着各种负面新闻，但数百万美国人仍然愿意为之埋单，为什么?标准答案是出于对未来经济状况的焦虑。大学学位似乎允诺了更高的薪水以及针对失业、紧急医健康状况和其他不可预见的灾难的保险政策。然而像Cottom在《低端教育》中指出的那样，贫困家庭和工薪阶层的学生大多数会选择能够更快拿到联邦贷款的营利性机构，大部分接受者会在这些贷款上违约，上大学追求的稳定生活之梦随着破碎。但Cottom认为"掠食性的"营利性大学在其中的错误仍然比不上所谓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更大的问题在于后者没有创造出足够的稳定工作来支撑美国工人。

除了星巴克等少数几家公司，美国的私营部门并不为员工的高等教育投资，如果雇员有大学学位，那么他们的工资会更高，但他们必须靠自己取得学位。事实上，一些技能证书或是职业训练或许对他们很合适。但Cottom认为，对工薪阶层而言大幅提升最低工资和真正的联邦职业培训项目比任何种类的高等教育都有用。她的一名受访者曾表示，他之所以读营利性大学，是因为他在战场上领兵打仗，要为战士们的生命负责，他需要一纸文凭来证明自己的专业性。而在Cottom看来，这名老兵需要的是不需要学位也能做好自己的工作，这种糟糕的评价体系背后是糟糕的就业市场，而这是无论怎么修补高等教育市场都无法改变的。

对于中产家庭而言，他们倾向于认为大学不只是职业准备，而是为了帮助个人找到热爱的东西并开发潜能，从而成为真正的完全的自己。他们的故事不同于底层，但同样令人心碎。即便在大学生活开始前做了周密的计算认为能够承担经济负担，一旦家中发生变故，仍然会很快陷入负债的境地。由于这种不确定性，大多数学生倾向于选择更为实际的专业而不是人文教育，19%的美国大学生选择商科，12%选择健康相关的职业，但即便如此未来的职业前景仍不明朗。始于自我求索和探索无限可能性的大学最终令人沮丧地结束于对安全和自给自足的追求。

疫情之后:免费的高等教育是否可能?

201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学生们相信还清贷款的平均年限

文章来源：《大学教育》 网址: http://www.dxjyzz.cn/zonghexinwen/2020/0629/3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