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非裔美国大学生中有4个负债毕业，他们背负的贷款数额平均比白人学生高70%。部分是因为他们更多地就读于营利性机构。根据社会学家Tressie McMillan Cottom在《低端教育》(Lower Ed)一书中的计算，2008年入读营利性机构的低收入家庭非裔和西班牙裔女性学生比入读四年制公立大学和非盈利私立大学的总人数更多。因为营利性机构精简了申请联邦贷款的流程，这笔钱还可以用于房租、育儿和其他各种美国穷人和工薪阶层为之挣扎的支出。有学生表示在线课程受到很多营利性大学的学生欢迎，因为他可以重复利用之前课程的作业，这样就可以在不减少白天工作时间的情况下拿到学位了。

学生贷款危机缘起1980年代，彼时联邦政府坚定地用贷款取代了给学生的政府津贴，把此前的公共责任转嫁给私人。与此同时，州立法机构劫掠了高等教育预算用于支付道路建设、监狱和其他据称更紧迫的事务。公立大学通过调高学费来弥补收入落差，一些州的学费涨到了每年3万美元。美国家庭被要求从孩子出生起就开始为大学投资，但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这并不现实，在2013年，只有3%的家庭投资了享受税率优惠的教育基金。家长不得不在孩子上大学时增加房屋贷款，和孩子一起通过各种贷款拼凑出上大学的费用。《负债》(Indebted)一书作者、人类学家Caitlin Zaloom采访了160个美国家庭，谈他们为了支付大学费用付出的努力，他们陷入了一场"社会投机(social speculation)"--投资大学却不知道如何最大化其回报。好工作需要大学文凭，他们是应该借钱让孩子读昂贵的学校还是应该选择便宜的?成本应该由学生、家长还是两者共同承担?

201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十分之六的美国人认为高等教育"走向了错误的方向"。现在是否还能够调转方向?作为一名精英大学的教授，齐默曼认为这些大学的作为并不值得骄傲。尽管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顶尖大学都是私人所有私人运营的，但它们仍然从公共财政中获利，比如巨额捐赠的税费豁免。这些学校常常为学生的种族和族裔多样性感到自豪，但却从不提及宣传册上那些不同肤色的学生都是来自富裕阶层。正如哈佛经济学家Raj Chetty指出的那样，顶尖大学中三分之二的学生来自收入占前20%的家庭，只有4%来自低收入阶层。有钱人的孩子在精英大学扎堆的现象引起了很多批评，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Daniel Markovits认为美国上层阶级利用高等教育以精英体制为掩护将特权传给下一代。Koch在《美国大学生的贫困化》一书中就曾指出，大学之所以招收更多的富裕学生而不是贫困学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者的平均成绩和毕业后的工作收入往往较低，而这会影响学校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排名。公立大学的确受到了经费削减的影响，但学费上涨的程度实际上超过了弥补损失的需要，然而富裕的经费往往被用在篮球联赛、体育设施和新的博士生项目上，而不是用于帮助贫困学生。而在一些公立学校，富裕家庭的学生只要满足一定条件仍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因此一些情况下他们实际支付的费用反而比贫困学生更少。

可能的出路:教职工的"自愿联盟"

Tough在《最重要的那几年》中提出，大学为贫困学生做得远远不够。佐治亚州立、长滩州立大等少数几所大学通过为初代大学生和低收入家庭学生提供导修课、小班教学和特别顾问急剧降低了辍学率。他们也采用了数码"轻推(nudge)"，例如给挂科的学生发短信提供帮助、发成功的少数族裔学生描述自己最初遇到的困难的视频等等。然而很多学校为做到收支平衡而殚精竭虑，顾不上为处于危险境地的学生留出额外资源，另一些学校则因为有学生退学后很容易招收新学生而对此并不在意。即便大学考虑到这些学生为了上大学欠下了巨额债务的学生想要提供帮助，也往往会遇到来自教职员方面的阻碍。由于教职员的奖励主要与文章发表挂钩，他们不会积极地参与到提高学生表现的工作中去。无论是小型的文理学院还是大型的研究型大学，教授的头衔和薪资都取决于他们投入科研的时间，埋头教学的教授赚得是最少的。也就是说，教职员缺乏经济和职业刺激来帮助本科生，甚至是去了解学生们面临的问题。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Kirp和Tough都在书中褒扬了德克萨斯大学的化学家David Laude，他成长于加州中部峡谷的一个工薪家庭，来到位于田纳西州的南方大学(一所富裕的私立大学)时经历了挣扎，任教后在为一年级开设的大班概论课上挂科的学生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家境贫寒，Sat分数低于平均分。为了帮助他们，他设计了一个实验，1999年他将Sat分数较低的学生放在一个小班里，他们会得到来自朋辈导师和教师顾问的额外支持，这些学生最终获得了和仅听讲课的大班学生同样的

文章来源：《大学教育》 网址: http://www.dxjyzz.cn/zonghexinwen/2020/0629/3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