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文艺家：王先霈，男，华中师范大学教授，1939年7月生于江西九江，1956年毕业于九江二中，

1960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文学批评学研究中心主任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曾兼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课题组主要成员。著作曾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1996）、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993）、湖北省社科著作一等奖（2007），曾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1993）、首届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孺子牛金球奖（1995）。主编的文艺学教材获国家级教材一等奖（2002），主持的文艺学课程被评为教育部首届精品课程（2003）。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2）。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基本理论、文学批评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心理学。著作主要有《小说技巧探赏》（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文学评论教程》 （与范明华合著，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6）、《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与周伟民合著，花城出版社，1988）、《文学心理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圆形批评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建设“圆形”的文学批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中国古代诗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文学理论学科地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等。主编“文艺学系列教材”（三种，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魏天无：王老师您好！您正在编选个人文集，能否结合文集的编选，谈谈您是如何开始治学的？周泉教授在文章中说您是40岁才开始做学问，是这样吗？

王先霈：我的中学教育、中学以前的教育，不光是正常，应该还是比较好的。大学教育是不太正规的。我是1956年进校，到1957年就“反右”，以后就完全不正常了。到了大学三年级就去跟老先生、老教授一起去编教材。一个本科三年级的学生懂什么？去编教材，是非常可笑的。但那时是很认真地去做的。那时我们年轻，是精力最好的时候，还不是说做不做学问，而是被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做一些很浮躁的事情。精力最好、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实际上也是一个迷误的时期。周泉在文章里说我是1979年4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这个话也对也不对。原来不做吗？也做，但做的是错误的，也写了一些文章，一些“批判”文章。到40岁以后才重新开始。

魏天无：我读过您写的《大转折时期一次学术旅行》，文中回忆了那个时期您和几位老师为研究马列文论而游历全国、遍访名家。当时怎么会想到研究马列文论？

王先霈：1977年以后，形势允许了，就想到做一点学问了。那个时候倒是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什么有利地位？我们在华师京山分院。京山分院当时可以说是穷乡僻壤，基本上没什么学术条件，但是也就没什么太多的干扰。领导都非常好，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时去研究马列文论，确实是我想出来的。那时还不到40岁，正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那个时候只能想你能干什么，就是说环境允许你干什么。研究马列文论，总不能够说不好吧，领导肯定会大力支持。院领导给了我们800块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我、周伟民、周乐群，我们三个人，走了大半个中国，最后加在一起大概花了将近2000块钱。三个人从武汉出发，到郑州、西安、保定、天津，到北京、沈阳、大连、烟台、济南、曲阜。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冯至先生带着全所30多位老师接待我们，中央编译局陆梅林先生接待我们。一路走过来的，别人都很奇怪，因为别的地方还在搞运动。最突出的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找程代熙老师，他是很早就研究马列文论的。他还在“学习班”，行动受限制。我们找了人文社外国文学编辑部孙绳武、蒋路两位先生。两位老先生好极了，就请示军宣队，得到批准。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人家都觉得非常奇怪：还有人跟我们来谈学问，这什么时候啊？在社科院外文所，我们三个人去了，连个凳子都找不到。董衡巽先生，研究美国文学的专家，我记得他蹲在那里，就在外文所办公室的走廊里生煤炉子。

在那样的气氛中，只能是根据当时能干什么来安排自己的研究。我们想研究马列文论，而且也觉得确实有些问题很有研究的必要。走之前，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把当时能找到的论文，研究马列文论的文章，编了一个索引，然后拟了马列文论教学和研究中的问题、疑难困惑的问题，去向各地老师们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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